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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一次事件像南京判取杀害德国商人罪犯死刑一案，把西欧深入人心的反对死刑态度，如此真切地展现在中国人面前：今年四月，四名中国青年在南京市金陵御花园，杀害了中德合资企业外方副总经理普方一家四口，被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然而，这个看似天经地义的「杀人偿命」的判决，却遭到了来自死者家属和德国政府的抗议。不但死者家属要求中国法庭免罪犯一死，就连与此事无关的葡萄牙、法国、瑞典等国政府，也与德国政府一起联名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在悲伤的德国死者家属看来，他们所遭受的惨祸，绝不能以再一次制造惨祸－－法律的名义下的国家性谋杀来偿还。这种在西欧已经普及了的人道主义博爱理念，对于今天已经物质现代化了的中国人还很陌生。
父亲把对死刑的憎恨遗传给他
以尊重人权的社会意识冲击残酷的死刑制度，自意大利法学家贝利亚吹响战斗号角，二、三百年来，一代又一代欧洲人文思想家为之抗争，使得西欧成为世界废除死刑的策源地。其中两位为中国人所知的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和加缪，就分别代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两位「废除死刑论」（abolitionnisme）的典型。雨果是法兰西共和国精神的象征，其废除死刑理论的基本前提是「生命权不可剥夺」。年纪轻轻即死于车祸的加缪，在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发表过不少废除死刑的论述。从《关于断头台的思考》、《异乡人》到未完成的遗作《第一人》，死刑问题始终是贯串加缪作品的一条基本线索，虽然这一点并未引起文学评论界的重视。
和其他反对死刑的思想家不同，加缪反对死刑的态度首先不是来自科学理性的认知，而是来自父亲的遗传。出身于法属阿尔及利亚首都贫民区的加缪，当他还是襁褓婴儿时，其父就在一战中为法国捐躯，他成了没有父亲的战争孤儿。
从不识字的外婆和母亲那里，小加缪听到的唯一关于他父亲的故事即有关死刑，结果这个故事影响了他的一生。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不久，一名杀害了一家农民的罪犯被判死刑，加缪的父亲兴致勃勃地半夜起床去看这次斩首，回家後，他没有向任何人说起他在断头台所看到的情景，而是带著一副忧伤的表情，一头扑到床上，突然呕吐起来。
四十年後，昔日的孤儿已经成了著名作家，他贡献给法国一种新颖的文学－－一种负有道德责任感的文学。在他的作品里，父亲的这段故事一再被引用，他以此呼吁取消死刑，因为他认识到：斩首的过程对于像他父亲那样正直的普通人实在太可怕了。一个完全合乎正义的惩罚产生的不是其他後果，而是使他病倒，那麽，人们不禁要问死刑的价值何在？
为判取死刑的法奸请求赦免
加缪是二战中抵抗纳粹的英雄。他在德国占领时期为地下报纸撰写的文章，是那个时代法国最清晰、最富正义感的声音。许多同志和朋友在抵抗运动中悲壮牺牲，有的饱受侮辱和折磨。因此，在法国解放的最初几个月里，加缪坚决主张惩罚法奸。他反对对贝当实行任何宽恕，因为「法国那麽多人头落地都是由于他签署的那些法律。」加缪认为应该「以剑胜剑」，对那些民族罪人采取最铁面无情的正义手段。
然而，随著愤怒感情的平息，加缪开始对惩罚法奸问题进行深沉的思考。终于，那与生俱来对死刑的反感占了上风，他开始反对以正义的名义对那些罪人－－－法奸们进行报复。和昔日的同志、以及法国共产党的一场严肃的争论，是围绕处决法奸皮埃尔．皮舍进行的。皮舍在维希政权时期担任法国内政部长，他和德国纳粹合作，手上沾满了无辜人们的鲜血，因此在战後被戴高乐派以叛国罪判取死刑。当时法国的舆论普遍认为，皮舍因为与敌人勾结而被枪决，这表示正义在法国得到了伸张。
加缪却对此表示他的「恶心」与「反抗」，他写道：「没有一位作家不知道生命的价值，我想这是生命的尊严之一。也许正因为这我才对正在执行的人类法律十分反感。」这场争论是法国知识分子在战後最关心的问题，加缪的文章到了满城争说的地步。
另一个惩罚法奸的案例是作家布拉齐亚克的案子，在纳粹统治时期，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竟然把法西斯主义说成是「二十世纪的诗歌本身」，他在法奸报纸上发表的大量反犹太、亲纳粹言论，对受难者造成了伤害，因此被判取死刑。
是否在向戴高乐请求赦免布拉齐亚克的请愿书上签名，加缪为此曾在艰难的思考中通宵未眠。他痛惜自己的那些被折磨被杀害的同志，对像布拉齐亚克那样的法奸充满蔑视。然而，他终于在要求赦免布拉齐亚克以及其他法奸的请愿书上签了名。呼吁过「无情的正义」的他，最终还是反对判取贝当元帅死刑。他说：「首先是必须明确说出事物真相，即任何死刑都与道德相悖，其次是因为在这一特殊的案例中，死刑只会给这个狂妄的老头（指贝当）增添一个受难者的声誉，相反在其敌人的头脑里，会为其赢得一些好感。」（1945 年8 月2日）他们是一些没有国籍的人
对死刑的深恶痛绝是加缪与斯大林分子决裂的原因之一，也使得他与他一向支持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民族解放运动产生矛盾，因为他认为：即使是为了一个正义的事业，也不应该使用恐怖手段。
在那个时期，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立场，相反，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却非常无情、防不胜防。在加缪发表《关于断头台的思考》後，就连被人认为是天主教道学家好好先生的莫里亚克，也这样刻薄地攻击年轻的加缪：「在严刑拷打卷土重来时奢谈废除死刑？瞧你，说话要有点逻辑头脑，加缪！」经历过纳粹屠杀的人们不能理解加缪对于死刑的立场。直到十年之後，莫里亚克这位老作家才不得不承认：加缪是一代法国人的良知。
战後有一天，加缪遇见一位昔日抵抗运动时期的战友.。那位战友成了左派革命者，他们已经分道扬镳，因此谈话不很投机。加缪总结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发生什麽事，我总会保护你而反对对准你的死刑的枪口，而你却会被迫赞成别人枪毙我。……」加缪因此感到极其孤独。他的立场完全不被人理解，几乎是难以坚持的，但是他仍然继续阐述他的观点：法国需要怜悯。他写信给司法部长，要求赦免所有为敌伪报纸工作的编辑，说他们虽然有罪，但这些人现在每天早上都在等待被判决，这种惩罚已经足够了。
孤军作战的加缪因此把这个世纪称为「恐怖的世纪」，他说，在这个时代，有这麽一种人既拒绝苏联和美国的制度，又反对将杀人合法化，他们便成了一些没有国籍的人。这些不愿杀人也不愿被人杀害的人们，自然会遭遇到一系列被孤立的後果。
今天的历史已经告慰加缪，他的地下之灵不再孤独。加缪曾经主张：阻止「合法」的国家谋杀的唯一办法是「相对乌托邦」，即人们必须团结起来，签定一份国际公约以取缔死刑。他要求人们对杀人行为进行反思，选择向沉默和恐怖宣战。今天我们可以从不少国际人权组织身上看到这种「乌托邦」的作用。
就在撰写此文的时候，笔者收到瑞典国际大赦组织的邀请，去参加拍摄一个题为《你可以改变》的人权电影。加缪去世後不久的1961 年，由英国律师彼得．本南森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反对死刑的人们成立今天在全球160 个国家拥有逾百万成员的国际大赦组织。他们四十
年来不懈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死刑的认识，使得许多国家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废除死刑。
名望使他有机会帮助他人
年纪轻轻就拥有巨大名声的加缪深知成功的悲哀，就连诺贝尔文学奖带给他的也多是恐慌和苦涩。但同时，加缪发现名声可以给他机会，使他能帮助许多受苦的人。在他二十二岁加入法属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时，他对他的老师写信解释：「我有强烈的愿望，希望看到使人类悲伤、痛苦的现象得以减少。」因为持不同政见而被共产党开除的加缪，对斯大林恐怖时期「合法」的国家谋杀进行激烈的指控，这些表现在他的著作《反叛者》和《正义者》中。
曾经埋头批阅与血腥的死刑史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法律文件，加缪受到沉重的煎熬。在加缪作品中处处可见的关于死刑的论述，充满了人性并显示出真正的痛苦。他认为艺术不可能逃避人类共同的苦难，艺术与一切压迫为敌。1946 年加缪为他的一部随笔拟好的开场白是：「唯一真正严重的问题是谋杀……。」这句话几乎是他原来的著作《西西弗斯神话》开场白的翻版，只是把早先的「自杀」改为「谋杀」。这一取代表明，他已经从对个人与世界关系的检讨，发展到对人类与历史必然性、国家性谋杀的检讨。为了帮助被判死刑的人，加缪除了写作之外，还尽可能参加社会活动，参加各种集会演讲。1952年，西班牙的几位工会领袖被判死刑，加缪全力协助法国人权协会在巴黎组织集会，他不但自己发言支持西班牙共和运动的牺牲者，而且不计前嫌地邀请一些曾经攻击他的法国作家参加，以壮大声势。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年，加缪还在利用他诺奖得主的声誉，向戴高乐政府提供各种被监禁和起诉的政治犯和死囚名单，要求总统宽赦。不管是法国人还是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独立人士，加缪都为之奔走呼号。後来一些著名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独立人士之所以活下来，要归功于加缪的努力。
由于在中国监狱里曾和一群年轻的死囚有过刻骨铭心的交往，笔者因此也经常对国家这个庞然大物发难，质疑它从何得到剥夺渺小生命的权力。对中国人来说是见仁见智的死刑问题，我们从像加缪一类的欧洲人道主义者的思考与抗争中，至少可以吸取这麽一点：尊重生命。
2000年8月
200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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