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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忠
据《新唐书·刑法志》记载：贞观六年，唐太宗李世民将３９０名判了死刑的囚犯放回家，并与之约定明年秋季自行到京城引颈就戮。“及期，囚皆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
千百年来，这则史料引起不少人的圈点评说。颂扬唐太宗体恤仁慈的有之，肯定死囚犯诚实守信的有之，称赞执法者平允公正的有之。然而，这些评说大多着眼于人的素质原因，实不足以说明促使数百名死囚悉数如期归来的深层次缘由。我认为３９０名死囚全部如期归来的主要原因，应从“贞观之治”的“治”上去探赜索隐，唯其如此，方能够钩深致远。
为中外史学家、政治家们所称道的１３００多年前的“贞观之治”，其“治”有两大特点。
一曰重法治。唐太宗总结历朝兴亡时曾感慨道：“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于是，他十分重视以法治立国。而重法治，必重立法。唐初，太宗就使人集中精力修定律令。对于历代沿袭下来的残酷死刑，“除其大半”。经修定后的唐律５００条，立刑名２０等，比隋律减大辟９２条，减流放做劳役７１条。
贞观年间的明主贤臣，不仅重立法，而且更重执法的严肃认真，坚决奉行“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为反”的原则，致使贞观年间，法治水平即使在“主有专己之威”的当时，也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度。县令裴仁轨，私下役使看门人，太宗大怒，要将其斩首。殿中待御史李乾祐谏曰：“法者，陛下所与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独有也。今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臣恐人无所措手足。”太宗从其谏，免除裴仁轨死罪。贞观三年，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革职，庞以其曾是太宗当秦王时的旧幕僚而上表陈情，果然博得太宗的怜惜，欲让其官复原职。魏征劝谏说：“您当秦王时的旧僚属，现在朝廷内外当官的很多，我担心他们都仗恃您的偏袒，而让那些奉公守法的人感到不安和恐惧。”唐太宗欣然采纳了魏征的意见，对庞相寿说：“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遂赐帛遣之。正如魏征所言：“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
二曰重治吏。初唐统治者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而总结出“治民必先治吏”的治国方略。一次太宗与群臣讨论防盗问题。有人请求设严刑重法以禁盗。太宗则以为此乃治标之偏方，而非治本之良策，实不足取。太宗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不闭户。
为澄清吏治，初唐统治者改革并健全了隋以来的科举制，为天下士人进入仕途，开辟了一条凭考试而非凭关系，靠学识而非靠门弟的客观通道。这一客观通道的开辟，为封建统治者网罗天下优秀人才，提供了一个相当高明的选才机制。
唐初还特别重视对官员德才的考察。科举考试为唐王朝提供了大批可用之才，然而其德如何，实绩怎样，又非考试所能解决。唐太宗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魏征对曰：“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于是，贞观八年，唐太宗派李靖等１３位大臣为诸道黜陟大使，代皇帝巡行全国各地，考察地方官吏贤能与否，贤者重用，劣者罢黜。这样的考察促使了官员忠于职守而不敢有所懈怠。
完善并强化秦汉以来的监察制度，也是唐初加强吏治的重要举措。太宗尤重“御史”之职，将其视为“以法理治天下”的“雄要”之职，并让其充分发挥监察作用。沧州刺史席辩犯有贪污受贿罪，为监察机关查实，唐太宗为杀一儆百，诏令朝臣集使前住刑场观看，当众斩首。在监察机关有效的监督制约下，“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由是官吏多自清谨”。
唐初之所以能有好的官场风气，更是与鼓励群臣直言进谏分不开的。贞观元年，唐太宗就对大臣们讲：“人的见解各有不同，通过相互辩论，使之准确恰当。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放弃，这有什么不好呢顺从顾及某个人的脸面而不敢直言造成万民的灾难，这是亡国的政治。为此，大家都应该直言进谏，公而忘私”。于是涌现出魏征、戴胄等一批清正耿直，敢于犯颜直谏的良臣。从而使贞观年间官场风气之好，永为后世称道。
好的法治，再加上好的吏治，才使隋末那种尖锐的阶级矛盾得以缓解，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从而造就了贞观年间的国泰民安，风气淳朴，人心思定的极盛之世。３９０名死囚正是在这样一个制度完备、治理有方的社会环境里，自知难逃法网，而不得不按期悉数归来的。
这使我想起了１５年前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的一段名言：“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这还使我想起了列宁的一段极其深刻，却很少引起注意的话：“刑罚预防的意义，绝不是决定于它的残暴性，而是决定于它的不可避免性，最重要的不是对犯罪处以重刑，而是使任何犯罪都不能逃避过去。”《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四卷３７３页
是的，３９０名死囚之所以归来，主是要因为他们不能逃避过去。试想，如果我们能认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制度建设，尽快健全和完善我们的执纪执法体制，使违反党纪政纪和法纪的人能及时被发现，并很难逃避过去，那么，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将定会由愿望变为现实。
为此，我们是否应当借鉴“贞观之治”，在“法治”和“吏治”上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地下一番功夫呢
责任编辑：戚本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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