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是世界上判处和执行死刑人数较多的国家。专家认为，犯罪
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死刑只是一种有消极作用的治标之举
为死刑辩护的人
7月23日，记者在僻静的西皇城根街江苏省驻京办事处见到李
云龙时，简直很难把眼前这个农民般朴实的汉子，与“中国死刑
辩护专家”之类的称呼联系起来。
李云龙曾经为18个死刑犯辩护，其中14个得以“死里逃
生”；除了律师的职业外，他还是一名学者。李云龙大概还是最
受国外媒体关注的中国律师之一。自从2000年登上美国《新闻周
刊》的封面，国内外媒体便蜂拥而至，他成了媒体的宠儿。美国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德国《时代周报》、香港《镜报》等记
者都曾专程赶到江西对其做专访。
国外媒体青睐李云龙其实并不难理解，源自于对中国死刑问
题的高度关注。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死刑问题无疑是当
前中国司法领域内最敏感的问题，也是国际人权组织攻击中国的
靶子所在。
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今年4月发表一项申明，指责中国在去
年处决2468名死刑犯，占世界被执行死刑人数的90％以上，“滥用
死刑，侵犯人权和违背人道主义精神”。*
*: 站长注：大赦国际今年4月的报告应为：90%的处决发生在中国（2468)，
伊朗(139)，沙特(79)和美国(66)．详情请看:2001年世界各国死刑判决与执行状况
人命只值3万元?
尽管官方对此予以否认和回击，然而，来自法学界的声音却
趋向一致：中国在死刑问题上确实过于严苛。
从事律师工作近20年的李云龙在这点上感触颇深。他向中国
《新闻周刊》记者讲述了一桩深深触动他的案子：
1992年夏季的一天，一位农民模样的中年男子敲开了李云龙
家的门。该男子的弟弟盗窃了一家商场里的3万余元香烟。根据当
时刑法，凡盗窃金额在3万元以上者，将被判处死刑。因此，一审
下来，他的弟弟被判了死刑。
“但是我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啊!法律上白纸黑字明文规定了
的，3万元判死罪。我只能尽力而为，最终仍没能救下那位年轻
人。”
这件事深深刺激了李云龙：“连商场的经理也来找我，说不
希望看到那个年轻人被处死。不过是3万块钱的香烟，需要用一条
人命去抵?这样的法律本身就有问题!”
他说，他曾听说过一起因盗窃6条共价值3万多元的名犬而被
判死刑的案子。
“难道人命还不如狗命么?”李云龙颇有些愤慨。
后来，李云龙和人合作写了一篇关于盗窃罪适用死刑的论
文，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大讨论。在学界的一再呼吁下，1997年，
刑法修改规定：取消盗窃普通财物犯罪的死刑，只有盗窃金融资
产和国家文物的，才能被判处死刑。
死罪曾多达73条
“无可否认，我们国家的死刑在全世界是规定最多的，适用
也是最多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胡云腾接受中国《新闻
周刊》采访时说。
他曾做了一个统计：中国在1979年仅有28条可以判处死刑的罪
名，后来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到1995年达到最高峰，有73种罪名
可以判死刑。到1997年刑法修改时，死刑罪名固定为68条。
而据有关资料显示，在韩国，只有17种死刑罪名；印度仅有
战争罪、谋杀罪和抢劫三个罪名适用死刑；而日本和美国，仅故
意杀人罪可以判处死刑。
中国死刑罪名太多，适用范围太广，几乎成为学界的共识。
“过去老百姓常说杀人者死，杀人者偿命，这种传统思想固
然无可厚非。可现在的。
问题是：没有杀人也得死。可别国是，即使杀了人，也还得
分个情节轻重缓急呢!”中国人民大学专事刑法研究的高明暄教授
说，必须大幅度消减中国的死刑罪名。
“死刑应该只针对那种暴力型犯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而不要太滥，以至于死刑丧失了应有的威慑力。”高教授说。
北京大学刑法学教授陈兴良曾把68条罪名做了一个梳理，他
认为，大部分罪名都可以减去。
“首先就应该削减经济领域的死刑罪名。毕竟侵害财产是可
以补偿的，而生命却不具有补偿性。经济犯罪判处死刑不符合法
律上的等价交换原则，是轻罪重判，违背法制精神。”据他统
计，大概有19条经济类型的死罪，加上一些平时并不适用的军职
犯罪等，中国的死罪“顶多不过保留15到20个”。
胡云腾还认为，中国不仅死刑罪名太多，适用范围过广，而
且门槛也设得太低，量刑过于严苛。“譬如法律规定，只要贩卖
50克海洛因，就可以处以死罪。50克毒品等于一条人命，这样的
不等式让人觉得沉重”。
乱世用重典?治标不治本！
中国每年究竟有多少人被判处死刑，是政府和学界都讳莫如
深、缄口不言的“高度机密”。
据大赦国际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在2001年判处死刑和执行
死刑数排世界第一位。
一位专家透露说，大赦国际的数据来源于新闻报道，实际上
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案件。
胡云腾说，很多大城市的犯罪都是外来“淘金”的打工者，
通过正常途径实现不了他们的理想，因而铤而走险。
“这实际上是个社会问题，有很深的社会根基在里面，这个
问题不解决的话，死刑再严苛也无用。”胡云腾说，“现在我们
的社会问题没解决，一方面我们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去要求废除
死刑，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死刑当作解决犯罪和社会问题的
手段。”
主张取消经济犯罪死刑的高明暄教授认为，经济犯罪实际上
涉及管理问题、公平问题和规则问题，综合了诸多社会因素，是
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现象。
“死刑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要解决问题得抓住关键的东西。
仅靠判处一个人死刑就期望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是非常幼稚的想
法。”高教授说。
“刑法的功能在于及时惩治，不在于重罚。” 李云龙说，他
曾对胡长清一案进行跟踪调查，发现胡从1994年就开始收受贿
赂，到2000年，受贿达87次之多。
“如果在他受贿数量还很小的时候及时得以惩处，也不至于
犯下死罪。为死刑辩护的人由胡长清的案子可以看到两点问题：
一是官员们手中掌握了太多权力；二是制度设计出了问题，现有
制度无法遏制这种权力转化为金钱。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他
说，与其事后杀人，不如给老百姓更多权力，让老百姓对官员进
行监督，那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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