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香园
当罪恶的子弹射向那个鲜活的生命时，我们哀怜，我们悲愤；当正义和复仇的子弹结束杜书贵的生命时，我们欢欣鼓舞，我们拍手称快。这是一出正义与邪恶斗争的典型司法故事。最终，恶人被作为异类从社会中清除出去，沉冤者得以昭雪，公众的正义感、良知和凝聚力再次被巩固。现代法律技术被充分展示。汹涌澎湃的舆论使法律具体化、形象化了。
在现代警察国家里，这种事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不鲜见。激情杀人的案件并不少，只是因为开枪者的身份，我们对这件事更为关注。在对同情不幸和复仇的快感中，我们是否意识到，对这两个生命的消逝，我们都有责任，甚至，我们都对无辜者和杜书贵犯了罪？
这几年，传媒揭露的警察败类很多，象张金柱、刘德周等等。对此，我们可以归结为封建的官贵民贱思想，甚至归结为某种畸形的心理作祟。但是，在追求依法治国的今天，杜何以有如此胆量，竟然会对无辜者开枪？也许是杜平常非常霸道的必然结果：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是，杜为什么会如此霸道呢？
我想说的是，杜书贵实际上也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如果我们平常对警察的违法行为绝不宽容，也许就不会出现这种悲剧。我们是否想过，杜的霸道和有恃无恐，也许就在于人们对杜一次次吃饭不给钱，一次次强索硬要的忍让中慢慢形成的。现在，有多少人惯坏了有权人，以至于我们在办任何事时，无论依法能不能办，我们都首先要想到托熟人朋友，以至于我们的社会始终没有建立起良好的理性预期，交易费用极高？如果不是我们每个人日复一日的拉关系、走后门，日复一日的隐忍退让，我们的警察会这样霸道和蛮横？我们给腐败提供了多少机会？我们是不是在害了自己的同时，又害了公务员？“过去土匪在深山，霸州土匪在公安。”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的霸州人民，我们整个社会究竟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我们是否想到过，当我们的法定权利被否定时，我能否象《威尼斯商人》里的那个夏洛克一样，面对警察和法官，慷慨激昂地说：“我有法律在手，我要求权利”？在追求法治的国家里，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毕竟，法律应当是我们诉求的最高权威。
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这一名篇中慷慨陈词：
‘勿为不法’（Do no injustice）固然可嘉，‘勿宽容不法’（Suffer no
injustice）尤为可贵。……我能防护权利，主张权利，回复权利，就是人人权利均受防护，均有主张，均有回复。故凡为一已的权利而斗争，乃有极崇高的意义。
耶林的话针对的是私权。他进一步认为，公法及刑法的实行，是看官署及官吏是否负起责任，私法的实行则看私人是否拥护自己的权利。我不同意耶林的观点。相反，我认为，对一个国家真正重要的，是公众对公法的关注和公民意识的提升。只有公法真正得以贯彻，私法才可能有保障。如果我们的公法贯彻得一塌糊涂，我们怎么可能指望法官在实施私法时奉公守法，清正廉明？
我敬仰一种对法律的公民人文主义：“法律兴亡，匹夫有责。”它追求的是公民的一种理想而成熟的人格，是一种超乎流俗的崇高风骨与气魄，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它要求人们站出来生存，使被遮蔽的存在澄明和发光。而站出来是需要勇气的，既需要理性的勇气，更需要个人对自己的社会义务的担当。它要求人们都有一种在理性算计之外，还有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是使命感。这也许是一种康德式的道德理想主义，要求人人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因为社会从来都是极其混沌和复杂的，始终存在法律以外的整合机制。但是，“公民”作为一个法律上的主体概念，本身就是个人与国家权利��责任关系建构的结果。在现代国家，人的肉体存在就足以表明他的公民身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是合格的公民。公民必须对国家尽义务。这里的义务与其说是对国家的，不如说是对法律的：法律保障我们的权利，我们捍卫法律。惟其如此，我们才不致于成为罪恶的帮凶和无聊的看客。这里，我想起了以前的公民教员，他要教授的主要是一个公民的权利和责任。而现在，我们是否放弃了许多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我们的公民意识是否太淡薄了呢？我们是否需要再来一次公民教育？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年，中国涌现了一批法律斗士，如丘建东、杨剑昌等。他们与法律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是最为理想的：积极争取自己主观权利的实现，从而也使法律的客观权利得以实践。在杜书贵一案中，早晨六点半，廊坊市中级法院门前就已经聚集了数百名排队领取证的市民，他们都是现代公民的良好形象。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正义的熹微光芒。
我绝不谴责无权无势的大众，哀其不幸，恨其不争。我只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能够不采取一种犬儒主义“照看自我”的伦理实践，不把自己封闭起来，在退隐中寻找自己内心的自由。甚至，在一次次放弃中寻求所谓的消极自由。如果是这样，杀了一个杜书贵，还会有冒出千百个书贵。长此以往，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权利会不会成为梦想，我们承诺的法治蓝图是否只是海市蜃楼，我们也不知道，那死在警察枪下的冤魂，会不会——正像美国一部恐怖片的名字那样：
下一个就是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