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犯下22单血案，被称为共和国第一大刑事案的主犯张君，在法庭最后陈述时说了如下一些话：
“我对自己的罪行没什么可辩解的，请允许我在这里向全社会说几句心里话。”这时全场一片寂静，只见张君语言迟缓，声音低沉，还伴有一阵阵抽搐，他接着说：
“我走上这条路，主要原因是贫穷。我家在农村，12岁时母亲得癌症没钱治，去世了，父亲也长期患有肺结核，家里一贫如洗，所以我想发财。还有一个原因是，我17岁时打架被判了3年劳教，我觉得只不过打点小架，就被关了3年，一直不服。出来后那种反社会的情绪就越来越强烈。”
就是张君的这两句“心里话”，使我如鲠在喉，感到不说不可。许多专家、学者和肉食者们不是在寻找当前愈演愈烈的犯罪根源吗？不是在寻找遏制刑事犯罪的妙方吗？我觉得不用再找了，好好体会这个魔头的话就是了。
贫穷是犯罪的主要根源。早在一千多年前，西汉的贾谊就说到过：“《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去监狱里查一查就会发现，这些犯人，至少有一半是在温饱线下的穷人，是从农村来城市淘金的打工者，他们有上餐没下餐的，今日住出租屋，明日说不定住街头；每月就几百元的工资，还常常被黑心老板有意拖欠。他们在别人的城市里举目无亲，除了找一口饭吃便无他求，试想想，他们一旦失去饭碗，一旦连回家的车票都买不起，叫他们如何“知荣辱”？所以政府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如何使他们有一口饭吃，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犯罪。
也许有人会说，文革时不是很穷吗？为什么没有现在这么多刑事犯罪？为什么会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现象？其实道理很简单，文革时，你穷我穷大家穷，明知你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人家肯定不会去偷你抢你，也不会去谋财害命。文革时期，虽然偷抢之类的刑事犯罪案件很少发生，但集体无意识犯罪却在全国蔓延，那时候上自国家主席，下自普通百姓，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到处尔虞我诈，到处冤假错案，难道还算国家太平？刑事犯罪还算少？说这些话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文革中的得势者，要么就是在昧着良心说话。
张君心里话的另一层意思是：轻罪重罚，不但起不到威慑犯罪的作用，反而会适得其反，激起更大的犯罪。张君的这句心里话，或许有更多的伪道学家们嗤之以鼻，他们会板起脸孔对张君之流说，你自己的世界观没改造好，就把自己犯罪的责任推给社会，纯属是为自己开脱罪责、狡辩。
我知道大禹治水，所以能成功，就在于导，鲧（音gǔn，禹的父亲）治水所以失败，就在于堵。犯罪好比是水，打击好比是堵。堵肯定是要的，要不，水就会乱流。但导比堵更重要，要不，水就会没有出路。现在动不动就提倡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平时判三年两年的，一严打，就是五年六年，平时可杀可不杀的，一严打就要杀。这些做法有效果吗？有，肯定有。但从八三年有严打一词开始到现在的实践证明，这严打只是整治一时，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个人或一帮人犯了罪，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宽严如何，法律已定，不应该时宽时严，象搞“运动”时一样，一波一个浪，那么社会治安肯定不能搞好。
张君说他仅仅是打了一场架，就被判三年劳教，我觉得这并不是个案。现在的做法是，只要公安逮住你，想清清白白，不受任何损失地走出来，恐怕没那么容易。有罪自不用说，无罪但违了法的，即使法庭判不了你徒刑，劳教委也会决定你劳教。现在劳教并没有立法，主要根据的是五六十年代制定的一些规定，本来劳教的对象是对付那些大法不犯，小法不断犯的几类特殊人员，初衷是很好的，但执行起来却变了样，于是对那些尚构不成犯罪，又是初犯或者的受胁迫而犯的一些违法人员，往往也被送去劳教。笔者不时发现一些怪现象，一些违法犯罪人员如若定罪，往往只判一二年，或者被判缓刑，如若不定罪，定送劳教，却要坐三年劳教。现在劳教案件几乎占劳改案件比例的三分之一以上，如此多劳教案件，足以说明打击面过宽，轻罪重罚，罚不当罪，决不是什么好事。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笔者本是个疾恶如仇的人，对张君之流的犯罪分子绝不会同情，对政法机关在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赞赏。笔者只是想站在一个公民的角度出发，为决策者提供一些参巧意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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