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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末，老朋友罗杰从美国打来电话，问我想不想去那里采访电椅处决犯人的实况。
我具有俄罗斯和立陶宛双重国籍，这次赴美采访是以立陶宛国籍的身份去的。对于美国本国人来说，监狱的工作人员可以邀请自己的亲朋好友或与司法部门有关系的人前来参观。
我此行的目的地是美国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
来到当事监狱后的第一道关口是，内务安全部门的探员要根据邀请人的书面申请甄别来客的身份。探员不仅要核对客人的护照和驾照，还要对客人提出一些问题。
探员对我前面的一位客人问道：
“您的故乡维尔斯堡市有几处喷水池？”
“一处也没有。”
“对了，一切属实。施密特先生，我也是从维尔斯堡来的。”探员微笑着说。
我心里暗自好奇：我的故乡是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大概他根本没听说过，看他对我的故乡提什么问题。
然而，那位探员却问了我一个有关美国的问题：
“请问，肯尼迪机场过去叫什么名字？”
“艾德威尔德机场。”
“没错！”
原来我的护照上记录着曾多次来过美国。
接着是第二个关口。那里的保安人员开出一张１２３．７３美元的正式单据，要我照单付费。这是参观死刑的票价，那里的人羞答答地称之为“服务费”。这些钱包括参观监狱、在监狱食堂用一顿午餐，以及观看特别“场面”的费用。票价有整有零，是因为其中含有消费税。接下来要求客人交存诸如钥匙、笔记本、照相机、摄像机，甚或枪械之类的东西，然后再过一道像机场上那样的安全检查门。
来参观的总共６０来人。照罗杰的话说，这里除了我是第一次来参观之外，其他的人都是常客。然而人们的兴致依然不减，不惜花费一百多美元吃顿饭然后去参观别人的死。
接着我们来到监狱食堂。每人一客午饭：一份小得可怜的土豆煎牛排，一块馅饼，还有一盘蔬菜沙拉。此餐价值７美元（差点忘了，包括消费税）。
饭后向导小姐终于宣布，我们现在就去死囚牢房。
这名罪犯原是某大学里的生物学教授，他平时就爱拈花惹草，后因对一名黑人女学生意图不轨遭到反抗，一时性起犯下了杀人罪行，被判一级谋杀罪。
我们透过铁门上的瞭望孔看到了他。无影灯将整个囚室照得雪亮，死囚戴着墨镜在看一本书。引导员解释说，他正在读《圣经》。
向导小姐说，死刑是在５００米开外的“碉堡”中执行。现在我们必须出去，站到一堵灰黑色的墙后边去。那面墙上有一块块足有一英寸厚的防弹玻璃窗，死刑犯不可以见到我们。
执行死刑的那座“碉堡”是座灰色混凝土结构的多角建筑物。几间隔离封闭起来的参观室设在楼上的回廊上，透过一道厚厚的防弹玻璃窗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的行刑厅，“手术”就在那里进行。
有人告诉我们，现在医生正为死刑犯检查身体，看看有没有死亡禁忌症，然后再由心理分析专家与之交谈。完了之后，犯人想要会见一下神职人员……
终于，犯人走进了行刑厅，不，是“运进”——他是坐在电椅上被推进来的。说是电椅，实际上就是一辆残疾人使用的轮椅，只不过在四只脚轮上装了几个附件以便在地面上固定。
押解人员把电椅推到厅中央，用螺栓锁住。惊惧中的犯人，小臂和小腿都被胶纸带绑在电椅上。不过，在胶纸带下面垫上了弹性绷带，以免因捆绑给皮肉造成挤压——因为这是法律之外的附加痛苦。犯人被判处的只是死刑，这样做体现了文明和人道主义精神。
死刑犯的眼睛没有被蒙起来，他看上去像在昏睡。在他的上牙和下牙之间穿过一根绳子，绳子两端绑在椅背上，他的头部因此向后仰起。“手术”是这样进行的：先在犯人的左肩和右大腿做局部麻醉（为了不致引起痛苦），然后在该处植入电极，以便使电流正好穿过主动脉和心脏。医生在给犯人植入电极的时候，警卫人员接好电源线，死刑执行人员来到对面的玻璃小室里。
为了防备日后有人认出他，行刑人除了身着警服之外还戴上了手套和面罩。不过他头上戴的不是那种只露双眼和嘴的专用面罩，而更像是女人穿的黑色丝袜——他可以看得见外面，而我们连他的肤色是黑是白也分辨不出来。
行刑人把手伸向了红色的闸门开关。
犯人没有丝毫抽搐，干净利索地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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