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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放
(略, 可参阅 枪下留人 专集)
昨日名闻全国的“刀下留人”案被告辩护律师朱占平来津，下午他接受了天津青年报记者的专访，首次披露董伟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经历和感受。
他忘不掉的一段文字
昨日，朱占平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还是很激动，他说：“就这个案子我不想说什么，自从9月5日董伟被枪毙后，关于这个案子我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
“9月5日上午，延安郊外。行刑的枪声响起，27岁的陕西农民董伟在最高人民法院‘枪下留人’令下达130天后倒地伏法。董伟的父亲董玉雄是在9月4日下午才知道董伟刑期的，当天，他连夜赶往延安，9月5日7时，在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他见到了即将赴刑的董伟，父子一年多未见了，这是最后的3分钟告别。”
为什么不接受国外媒体采访
“瑞典某报社准备采访我，我一直都没有接受。当时我想，如果国内的媒体采访，在必要的时候我可能还说些什么，国外的媒体就不必了。叫国外媒体对这个案子说三道四，我想这不是我所希望的。澳大利亚和德国的媒体都发表了关于这件案子的报道，他们都直接采访过我本人，他们都是善意的，是对中国的民主和法制进程非常善意的报道。”
“这次来天津主要是希望在律师业内和律师朋友们做一个交流。我认为这个案子本身已经没有报道价值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在案子之外，它能够引起对我国司法制度，尤其是死刑制度的思考，这才是深层次的意义。”
“这个案子我只收了3000元”
据了解，关于董伟的案子，朱律师只做了最低标准的收费3000元。作为律师在案子判了董伟死刑后，二审没有开庭，朱律师在递交了辩护词后也算是尽了律师的义务。作为律师来讲工作到此已经做完了。但是朱律师就此跑北京，行为非常感人，体现了他的一种敬业精神。案件当时在全国的影响很大，但是案件随着董伟被枪毙，朱律师不希望把案子当做由头来炒作，他拒绝接受媒体采访，对此做了低调处理。
媒体是怎样知道这个案子的
“刀下留人”这个案子是今年4月29日发生的，整个5月人们都还没有注意到这个案件。在6月初，一个记者了解到西安的一个律师从刑场上“救”下了一个死刑犯，并听说那是一名姓朱的律师。当时在场的一名律师正好是朱占平的朋友。他马上打电话给朱占平，他问朱占平：“听说，有个姓朱的西安的律师‘救’下了一个死刑犯，你知道这件事情吗？”朱占平问：“你怎么知道的？”朋友说：“那就是你吧——”
“是啊。”朱占平回答。
当时朱占平刚刚下班回来，当天晚上，这位朋友就带着他的一个学生——陕西广播电视报的一个记者来到他家。当晚就董伟案做了采访，第三天就见了报。见报后，由于这家报没有上网，所以在全国没有引起多大反响，《解放日报》、《报刊文摘》转载了，上海电视台6月27日也到西安对董伟案进行采访，接下来好像没什么情况了。7月11日《华商报》记者看过上海的《报刊文摘》后找到了朱占平，他们说：“这是西安的新闻我们怎么不知道啊？”当晚他们就把新闻在网络上发了。朱占平说，“对新闻媒体的大量关注这个结果不是我所追求的，我也知道这对董伟的案子不会有什么好处，但是当时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接到判决的那一刻他懵了
董伟被枪毙后，有媒体说朱占平表现平静，但是朱占平自己说：“实际上我根本没有平静，你想，我怎么能平静得了呢？”讲这些话的时候，朱占平情绪明显有些激动，声音也颤抖了。“当天上午8点董伟被枪毙了，10点半高院给我打来电话说‘董伟的案子有了结果，你来领判决书吧！’我去了，当时我带了《西安晚报》的一名记者，我对他说‘一块去吧！’因为当时我想案子有了结果，结果也可能是无期或者死缓，媒体就此发个消息，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了。在这个期间，我甚至想在案件过后有关媒体的‘答记者问’里，该如何给法官找台阶下。如果有记者问我‘你认为一审和二审的法官是不是错了’，我将这样回答他‘我说不能认为是错了，一个人应该被判刑。我和法官的共识在于都认为董伟犯罪就应该被判刑，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是共同的看法。我和法官站在不同立场，只是认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董伟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被判刑的轻重不同’。”结果，去了以后，维持原判的裁决让朱占平大为吃惊。他问法官：“什么时候执行？”法官说，早上八点已经毙了，不再给你法律救助的机会了。当时朱占平和在场的记者一下子都懵了，同时也非常地气愤。
据朱占平说，最后他被那名记者从法院拉出来，不知道怎样就走进了高院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就坐。他们要了一瓶酒和几个小菜。那位记者当时倒了第一杯酒，他没有喝，而是沥酒于地，他说：“让我们用第一杯酒送他上路吧！董伟走好！”说到这，50岁的朱占平律师已经哽咽了，只好把讲话暂时做了停顿。他强忍眼泪，但是还是禁不住热泪满框。他说，我在董伟的案子中希望自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追求的是自己在做法律工作的同时有一种平和、宁静的心态来面对自己的当事人。
(一)董伟不具有杀害宋阳的主观故意
我们知道，当天晚上，董伟是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去舞厅的，他正处在幸福之中，心境祥和，不具有挑衅和攻击他人的心理因素。宋阳对他的女友进行侮辱时，为了保持自己在女友面前的形象，他都是采取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让态度。卷里多次出现的“你给我留点面子”之类的话，就是董伟这种态度的真实反映。
有一个被侦查时忽略了的重要情节可能更能说明董伟的容忍态度。当宋阳解下皮带抽打董伟，被在场的人拉开之后，董伟曾经掏出两盒香烟，一盒递给宋阳，以示和解；另一盒分发给拉架的众人，表示感谢。这个情节是一个叫黄海洲的人讲出来的。黄和本案的两个目击证人薛、石是同事，是薛和石在董伟被判死刑后，把这一情节讲给黄和黄的妻子的。辩护人在去延安会见董伟以后，找到了黄海洲夫妇，他们向辩护人证实确有其事。辩护人认为，由二审人民法院核实、或者补充侦查落实这一情节更为合适。如果这个情节得以证实，那么董伟当时委曲求全、息事宁人的心态便更加清楚明了。
(二)宋阳首先对董伟实施了不法侵害
本案中，死者宋阳是首先挑衅和实施攻击的一方。虽然，作为辩护人，我对他的死也深表同情，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死了，就对他在本案中的责任讳莫如深。宋阳要和董伟的女朋友睡觉，这对一个血性男儿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侮辱。一审判决把这样的行为认定为“琐事”，实在是是非观念的严重淡漠。法律的责任在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维护人民起码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如果我们携带自己的女友，在大街上、在公共场合都要受到挑衅、受到侮辱的话，那还谈什么人的尊严呢？如果把这样的行为都看做是“琐事”的话，法律趋同正义的本质又将从何谈起？
(三)董伟具有过当防卫的主观罪过
对不法侵害实施防卫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但是，防卫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本案中，董伟为顾全面子忍气吞声，依然没有换来相对的安宁。当他准备去打电话，而被宋阳及其同伙追上来揪住头发以后，他完全被激怒了，顺势从地上摸到地砖，便朝宋阳头部打去，客观地讲，此时他对自己的行为是不计后果的，因此造成了宋阳死亡的结果。董伟依法应当承担其过当行为的罪过责任。
但是，宋阳的死亡不是董伟追求的结果。这一点，我们从卷里董伟先后两次打发其表哥和女友曹某去医院打听消息，就可以看出他的悔罪和畏罪心理。
(刘彩霞、杨静 天津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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