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皇（台大醫院一般外科教授）
我是台湾第一个去刑场拿死刑犯捐赠器官的人，那种阴惨、不安的气氛，我至今难忘。
当时台湾器官很少，现任亚东医院院长朱树勋时任移植医学会的理事长，他认为应该推动死刑犯捐赠器官，就很积极去做。後来，法务部也同意这样做，所以当时医界就开始决定利用死刑犯的器官。原本死刑犯枪决打心脏，为了有时间维持器官的生命，愿意捐赠器官的死刑犯枪决，射脑。
为什麽是我去刑场拿器官呢？因为当时我是移植医学会的秘书长，在台大医院也算相当资深了，上面的人不去，下面的人怎麽可能服气，所以我就硬著头皮去了。事实上，这些死刑犯是自愿捐赠的，并不是我们强迫的。而且我们将枪决犯的屍体载回医院，还是要经过神经科或麻醉科医师的脑死判定。後来脑神经外科医师表示，犯人在枪决前都打过麻药，麻药未退会影响中枢神经，因此应该等待24小时麻药退後，才能准确判断死刑犯是否真的脑死。但这是很困难的，在刑场根本不可能等24小时。荣总就曾发生过一个枪决犯载回医院，结果发现犯人还没死，还会呼吸，又赶忙送回刑场补一枪的实例，当时这件事闹得非常大，很多人抗议。
国外抗议信件，接连不断，通通认为这样利用死刑犯不人道。我们当时回信跟他们说，这些人都是自愿的，可是他们以为，在监狱这种不自然的气氛下，会有暗示作用，他们无法接受这种想法。当初外交部几乎每天都收到一堆信，转到台大医院，我们每收一封就回一封解释，觉得实在是很困扰。结果神经医学会就决议，会员不准判定这种人脑死，理由是「病患打麻醉药，麻醉时间太短，根本不能判。」移植医学会最後也宣布不赞成使用死刑犯的器官，因为以台大的标准，这种人根本无法被判脑死，至於荣总则明文规定，「不准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