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射死刑”眼下备受关注。《三联生活周刊》最近披露，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４日，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被执行死刑，也采用了死亡注射。
对成克杰的最后一刻，传媒未作任何描述，死亡注射也是今年１２月前后才被国内媒体大量报道。这个时间段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注射死刑在我国全面开展，最高法院要求，今年年底前，“各省会城市法院以及一些中心城市要尽快创造条件，开展这项工作”。
但开展注射死刑并不容易。一直关注这项工作的专家将此归结为“操作条件”的问题——胡长青和成克杰同样是贪官，同样被判处死刑，但胡长青是被枪毙的，成克杰却是注射死刑，区别来自江西没有这个“条件”，成克杰则是在北京处决的。
在注射死刑的推出前后，“司法成本”所起的作用几乎是决定性的。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胡云腾博士介绍，枪决的执行成本其实是最低的，它不需要任何技术和复杂器械，一支短枪或长枪，一堵墙或一棵树，就足以快速处决。
但实际操作中，枪决成本附带的成本也很多。早些年要枪毙犯人是一项“浩大工程”：要组织设置刑场，包括立靶挡，插红旗……仅戒严一项，就“没有百十来人不行”。而从监狱到刑场，一路上都要戒严，“开道车、警车、囚车，这样一个车队一般都有几十个人”。
有关部门说，国家财政每年拨给一个死刑犯的费用是７００元，主要用于四个方面：运灵费、火化费和抬尸费、射手费、布告费。
“现在一颗子弹几毛钱，如果实行注射执行死刑，相对应的成本应该与这个差不多，但是在人力、财力和物力上的花费就节省下来了。”
“相当经济”也是我国高层领导对死亡注射的一个评价。
但执行枪决与注射死亡，并非单纯的金钱计算。胡云腾说：实践中的枪决成本是强调一种威慑效果。
追溯起来，注射死刑在１９９６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２１２条中就有所规定。至今，死亡注射已在七个中级法院搞试点，昆明市现在有大约七八十例，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也有５０多例，仅１１月份就有８例。
从法警的角度看，枪决与注射也明显不同。据称，为了保证命中率，枪决时法警与犯人的距离很近，“我们戴着手套，最早有人还戴口罩和面具，我们每人手里一支半自动步枪，指着死刑犯后脑玉枕穴的位置。命令一下我们开一枪就走。剩下的事由法医来做，一枪没打死的也由法医来补这一枪。”这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但对于枪手来说，这个过程造成的精神压力是长期的。
由枪决到注射执行死刑，一个方法的变化，虽然是否执行死亡注射，不由犯人的意志决定，但这依然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胜利。
(摘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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