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死刑观察--中国要不要废除死刑

中国要不要废除死刑

作者: 张钊(寄自德国)	文章来源：http://mysixiang.myet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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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与西方沟通以来，我们中国人常常苦于不能出色，领先世界。但是，在死刑的判决和执行上，我们的确年年都居世界之首，而且遥遥领先。据有关方面统计，1999年全世界至少有1813名犯人被处死，其中1077名在中国。居世界第二的伊朗“仅”为165名，居第三位的美国为98名。　　在社会安定近于“平淡”的欧洲生活了十几年，深切地体味到：社会公道的重建与维护不需要峻法严刑，更不要说死刑。今天，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包括当年的东欧国家，死刑或已被废除，或将被废除，或法律中虽有，却已多年不曾执行。相反，法律中还保留着，甚至依然在执行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似乎都不如这里平安。到底是因社会平安而不需要死刑，还是刑罚宽宥，反而促进了社会的平安？这个问题并不太好回答。　　日前，偶然与朋友谈起这个话题。或许因为生活在欧洲，我个人是反对死刑的，反对用杀人的方式告诉人民：杀人是错误的。但是，这样充满人道感情的表态并不解决任何问题：老百姓会因担心财产性命而不理解我，出生入死的警员们也会抱怨我清谈无实。　　刑罚最重要的功能在于：把通过犯罪行为被破坏的社会公道重新建立起来。公道是一切社会能够长治久安的根本基础。除此之外，刑罚还有一些“副作用”。第一，古今中外绝大多数的政治家，都很强调刑罚对罪犯本人的教育作用，令他经历刑罚后，作一个不再危害社会的新人。第二，对尚未犯罪的人的警诫，“杀鸡儆猴”。第三，刑罚被用来表达社会对犯罪行为的唾弃。第四，因为国家的行为有某种榜样的作用，特别是在我们中国这样，国家的权威至高无上的地方，国家对暴力的使用，还有着广泛的社会教育效应。第五点比较具有现代中国特色：政府通过对刑罚的超严使用，向公众展示其打击某种犯罪行为的决心。这些“副作用”都落实在立法与执法中。　　对生存权力的不同解释初看起来，公道是很神圣，很绝对的原则。但是，它依然要服从更高的原则。在一切我们熟悉的文明中，都有过“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原则，这些本来都是很公道的。今天欧洲废除体罚、肉刑和死刑，来自他们对人生存权力的无条件的认可。这有文化，特别是宗教的背景。在这个文化圈中，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很多权力，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存的权力。这些权力是人的天赋，没有讨论的余地。尼采曾很精辟地说：“苟非神，何必人！”政治、司法及一切国家机器的第一任务就在于保护这些权力。这些权力在当今世界主流文化中被称为：人权。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明白地体现出这一点。　　这与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有根本的不同。在中国，人初生下来，没有任何的权力。正相反，他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父母的养育，一直是个“负债”的人。他的一切权力都要通过成年之后的功劳与业绩挣来，并无条件地还报给父母。孔子在解释三年的丧期时说：“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怀。……子也有三年之爱於其父母乎？”《史记。孟尝君传》有这样的记载：孟尝君的父亲推算他的生辰，觉得他长大以后对自己不利，因此命令他的母亲不要把他养大。后来有关呐吒的传说中，李靖因呐吒闯祸，惧怕自己会被牵连获罪，追着要打杀儿子。《红楼梦》中，贾宝玉在外鬼混，惹了是非，被贾政知道了，口口声声要打死这个不肖的种子。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国的父母对子女的爱护，纯是出于人性的天然。一个与生具存、不可置疑的生存权力是没有的。而且，这些通过功劳和业绩获得的权力，包括生存的权力，会随时由于错误的行为，比如犯罪而丧失。与欧洲文化“人权天授”的观念相比，中国“父慈子孝”的观念立足于人，而非立足于神，比较“理性”。只要中国的社会继续保持用功劳和业绩决定人生存权力的理念，死刑就是公正的司法中的一个部分，没有什么可非议的。　　刑罚的社会教育效应中国传统强调国家对人民的责任。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不同，中国的政治不是服务的，而是关怀的；不是旁观的，而是福利的；不是媚俗的，而是教导的。古人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比做父母与子女关系，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并没有因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改变。这个政治理念有一个前提：假定人民不能完全自主，而国家比较高瞻远瞩，要为人民着想，替他们做决定。在中国古代，国家对于普通百姓的优越性是通过经受良好教育、严密考核的官员来体现的；在今天，这种优越是通过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的先进性来体现的。　　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中，国家行为的正确性受到无比的信赖，成为全社会的榜样。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汉朝时，廷尉（秦、汉时的最高大法官）张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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